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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全球不平等

时间:2016-09-26 09:54:56  来源:  编辑:

 全球产品分配

从1900年至1980年,70%-80%的全球产品与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因此无可置疑的控制了世界的其他国家。在2010年,欧美的份额降至大约50%,几乎与1860年的水平差不多。这个比例很大可能会继续下跌,在21世纪的某个时点降到20%-30%左右。这是19世纪转向之前的水平,与欧美所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一致。

换句话说,欧美这两个区域在工业革命期间达到了比他们所占世界人口比例的2-3倍还多的全球产出份额,这是由于他们的人均产出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2-3倍。所有迹象表明这个人均产出分化的阶段结束了,人均产出进入了一个趋同的时期。但是,分化导致的“追赶”效应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预测这个进程何时将会结束还为时尚早,特别是显然不能排除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经济或政治出现逆转的可能。

从大陆阵营到地区阵营

尽管上述大格局可谓众所周知,但有几点需要完善澄清。首先,将欧洲和美洲放在一起作为单一“西方阵营”能够简化分析,但却过于人为化。欧洲的经济占全球的权重在一战前夕达到巅峰,当时欧洲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约50%,自此之后稳步下滑;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占当时全球产出约40%。此外,欧洲和美洲都能被细分为两个差异很大的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地区和一个欠发达的周边地区。一般来说,研究全球不平等的最佳方法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按大陆划分。

截至2012年,地球上的总人口接近70亿,而全球产出略多于70万亿欧元,因此全球人均产出几乎正好10,000欧元。一个更好的说法是,如果我们从中减去10%的资本折旧再除以12,这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约760欧元。换言之,如果平均分配全球产出及其所对应的收入,那么全球每个人将能够拿到每月760欧元的收入。

欧洲的人口约7.4亿,大约5.4亿生活在欧盟国家,其年人均产出超过27,000欧元。剩下的2亿人口生活在俄罗斯(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那里的年人均产出约15,000欧元,仅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的50%。欧盟本身内部差异也很大:4.1亿人口生活在西欧,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欧盟人口最多的五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上述5国的人均GDP为31000欧元,而剩下的1.3亿人口生活在曾经的东欧,年人均产出为16,000欧元,与俄罗斯-乌克兰区域的水平类似。

美洲大陆同样可以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区域,其不平等的程度较欧洲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距更甚:美国-加拿大区域有3.5亿人口,其人均产出是40,000欧元,而拉丁美洲的6亿人口的人均产出是10,000欧元,恰好是世界平均水平。

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9亿人口,年产出仅为1.8万亿欧元(少于法国的2万亿欧元),年人均产出仅为2,000欧元,是全球经济上最为贫困的地区。印度稍好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北非要明显好得多,中国的情况则比北非更好,其年人均产出达到了8,000欧元,2012年的中国只稍逊于全球平均水平。日本的年人均产出和欧洲最富裕的国家相同(约30,000欧元),但因为其人口在全亚洲占比很小,导致亚洲大陆的人均产出水平几乎不受日本的影响而更接近于中国的水平。

全球不平等:从每月150欧元到每月3000欧元

总而言之,全球不平等的差异体现在从人均收入每月仅150-250欧元的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到每月高达2500-3000欧元的区域(西欧、北美和日本),两者相差10-20倍。全球人均月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600-800欧元,和中国类似。 上述数量级的差异非常显著,并引人深思。不过需要牢记的是,上述数据的误差幅度相当大:在跨国(跨时期)间衡量不平等往往比国内(同期)困难得多。

由于居民通常在本国消费,我们以居民实际购买力为基础比较各国的GDP。采用购买力平价的另一个优势是其比汇率更稳定。事实上,汇率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商品和服务的供需,还受国际投资者投资策略的突然改变和对不同国家政治和金融稳定性的多变的估计的影响,更不用说货币政策超预期变化的影响了。看看美元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巨大波动就可以发现汇率是极端不稳定的。美元兑欧元比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1.3跌倒2001年的不到0.9,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回升至1.5,后于2012年又跌至1.3。在此期间,欧元的购买力平价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大约1美元逐渐上升至2010年的约1.2美元。

尽管参与国际比较计划(ICP)的各国际组织进了最大努力,但毫无疑问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并不完全准确,甚至是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的比较中的误差也在10%以上。例如,最近的调查显示尽管部分欧洲的物价(能源、住房、酒店和餐饮的价格)确实比美国的物价高,但其余则大幅低于美国的水平(例如医疗和教育)。理论上,官方估计应根据各国典型预算中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去衡量所有价格,但上述计算无疑有很大的误差空间,尤其是很多服务难以从质上加以区分。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强调上述不同价格指数反应了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能源的价格衡量了对能源的购买力(美国更高),而医疗服务的价格反映了对医疗服务的购买力(欧洲更高)。国家间不平等的状况是多维度的,仅仅用单一指数加以概括并明确分类有一定的误导性,尤其是平均收入相当的国家间的不平等情况。

由于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衡量存在误差,人均月收入(最落后国家约为150-250欧元,中等国家约为600-800欧元,最发达国家约为2500-3000欧元)应该被视作近似值而不是数学上的确定值。例如,2012年发达国家(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收入在全球收入中的占比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话是46%,而如果用现行汇率来衡量则为57%。真实的比例也许处于两者之间,且更靠近第一个数据。尽管如此,两者的数量级是相同的,发达国家收入占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使用哪种测度,全球似乎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收入逐渐趋同的新阶段。

全球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不平等

为了简化阐述过程,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假定每个洲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和国内产出相对应。 实际上,将收入和产出等同起来仅仅在全球层面上成立,而在国家或大洲层面并不一定成立。一般而言,全球的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为失衡,原因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更可能拥有其他国家的部分资本,因而能够得到来源于人均产出更低国家的资本收入。换言之,发达国家的富裕包含两个层面,不仅国内产出更高,国外投资也更多,因此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大于人均产出。落后国家则正相反。

具体而言,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目前国民收入都略高于国内产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国外的净收入很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国家的生活水平。国外净收入占美国、法国、英国各自GDP的1%-2%,占德国和日本各自GDP的2%-3%。尽管如此,这也显著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对日本和德国来说,两国的贸易盈余使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累起大量的外国资本储备,这些资本的回报迄今非常可观。

我们发现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的收入流几乎处于均衡状态:各个洲更发达的国家(通常位于北部)得到海外资本产生的收入流入,而这被这个洲其他国家(通常位于南部或东部)的收入流出部分冲抵,因此在洲层面,总收入几乎恰好和总产出相等,一般相差不超过0.5%。

非洲是唯一收入流入与流出不均衡的大洲,其相当比例的资本被国外投资者拥有。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编的国际收支数据,非洲的总收入大约比总产出低5%,在某些国家甚至低10%。由于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约30%,这意味着非洲近20%的资本由外国人控制。

理解上述数据的实际含义非常重要。由于某些财富(如住宅性房地产和农业资本)很少为外国投资者所有,外资占非洲制造业资本的比例可能超过了40%-50%,在其他部门可能更高。尽管国际收支数据有诸多不足,外资所有权显然是当下非洲所面对的现实。

如果我们回溯到更遥远的过去,我们会发现更为突出的国际失衡现象。在一战前夕,作为全球最大投资国的大不列颠国民收入大约比国内产出高10%。这个差值在法国超过5%,法国是当时世界上殖民和全球投资第二强的国家;德国排名第三,尽管其殖民帝国并不强大,但其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积累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收益权。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投资一部分流向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一部分流向亚非。总之,欧洲列强在1913年拥有亚非两大洲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国内资本以及超过四分之三的工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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