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现实和面临的挑战

 究竟什么叫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重要的弊端：

　　第一个问题：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
究竟什么叫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重要的弊端：
第一个弊端，资源过渡消耗。
第二个弊端，生态破坏。
第三个弊端，产能过剩。
第四个弊端，低效率。
第五个弊端，错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
200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德国、日本都在抓紧技术创新，而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长，这样我们在结构调整、经济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感到错过了时机。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适应新常态是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走过去的追求GDP的增长、超高速。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他所代表的内涵、内容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这里一定要由市场规律来决定。

第二个问题： 第三产业产值突破的GDP51%的意义
今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第三产业的产值达到了51%。今天，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一般要占到60%到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到了51%，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
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种情况不一样。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顶多4%，他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国家还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注意到，关键还是在结构调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我们刚才所说的，要追求数量性的扩张，结构调整在这里应该讲一个情况，它比总量要重要。1840年，中国和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国多多了，可是结构不一样，英国1770年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工业化进行了70年。英国的GDP首先是钢铁、机械制造、蒸汽机、铁路建设，英国棉纺织品是用机器纺织，打到世界。而中国的GDP虽然大，但以农业为主，农产品为主，还加上少数的手工艺品，中国的棉布生产是手工制造的。
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而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是西欧大陆，出口的产品是蒸汽机、钢铁，结构方面表明了比总量更说明问题，因为英国的产品结构，重新组合以后，他是站在技术进步的前列。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大家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资本的结构。中国那个时候号称4千万人，英国那个时候才一两千万人左右，论人力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他。英国小学已经普及了，英国当时还创办了很多中学，也新建了一些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为了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现代的金融？所以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调整结构实际上我们是跟不上的。

　　第三个问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继续推进工业化并重，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
为什么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的、成套装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装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离这个距离还远。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也要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什么呢？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靠消费者，消费者有两条，第一条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扩大消费，这就叫做消费能力，我们现在人均的收入还在世界上至少是中后，但是要发展的话，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费意愿，这就要靠怎么让消费者愿意购买。而愿意购买非常重要的是愿意在国内购买，跑到国外买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没有太大。
我讲讲最近我在河北进行调研的时候，被一批企业家围住了，让我讲几句话，很简单我讲了四句话：
1，让产品更个性化。就是要根据消费者的习惯、爱好，要个性化，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
2，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是占重要地位的，但服务一定要人性化，摆个面孔在那儿，爱买不买，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就不来了。所以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人性化，这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
3，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的制造业很多是国内有名的，在国际上没有名，所以一定要把品牌打到国际市场，将来的竞争实际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靠技术创新，不断创新而维持住的。
4，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国家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
和他们讲四句话是：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国外、把顾客留在国内，这可能对深圳的企业家也有所启发。我们一定要背水一战把中国的制造业搞上去，这是对的。但是光有决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重组的重组，要下这样的决心。这里面既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希望，也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希望。

第四个问题：中国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改革和转型
国有企业转型、改革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国有资本的管理专门成立国有资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运行公司也好。高层只管资本，资本怎么运行他管，这样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在企业。怎么改？让国有企业独立经营，你是我的投资者，你派董事组成董事会以后服从董事会的决议，所以行业不同，股权的比例不可能一样，在中国来说，今天国家管资本，让资本变活，产生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上层的改革。下层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根据投资情况组成了董事会，因为行业不同，国家控股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情况来定的。主要的独立经营，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要起作用，董事会要起作用，还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全世界企业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因为原来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最后到了第二代，能不能维持？还可以。到了第三代，企业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产生，职业经理人有一个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才能取得协调，这样的话管理效率就提高了。
现在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拿一个自己的简历到处上门走。所以这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建设或是猎头公司。跟他去登记，他帮你去找、他帮你去谈。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慢慢在德国推广开来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民营企业来说是有借鉴，今后的民营企业走职业经理人是因为他有潜力，潜力在哪里？他有过去国资委主管企业，他退休、辞职以后可以加入职业经理人队伍，一定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是责任制、任期制。所以我们说，转型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同样需要转型，我在广东调查民营企业，有的企业感到产权是不清，产权不清问题三个儿子都在父亲经营的时候出过力，父亲死了产权怎么分？分的话谁出力多少没记录，所以争得不可开交。民营企业的转型必须产权清楚，过去对家庭成员是含糊的，矛盾就出在家属、成员争夺产权，这样的企业还能搞好吗？每天处于内乱中，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条先得根据家族成员的情况，谁出过多少力气，在这个上面要清清楚楚。第二是早日选定接班人，中国无非两个办法选接班人，一个办法就是从贤，谁最贤我挑谁；二是亲，谁跟我最亲，三个儿子中我最喜欢哪个儿子我就选谁。这都是有毛病的。
正确的做法是亲中选贤，亲中选最贤的，如果要选亲，贤中选亲，贤当中谁和我最亲，这都不行问题，维持一段还要出问题。最后也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最后职业经理人转化为合股人，企业就延续下去了，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做参考。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先别着急，先把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形成，这样就能适应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适应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个问题：在中国看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经济如何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一二三产业一定要协调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不发展，全世界谁供应得起这么多人消耗这么多粮食？
二是工业，工业刚才已经讲过了，工业中是什么问题？工业中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的制造业，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业应该加以快速发展，不然我们始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但不是高端的。而且创造是西方的。制造业要认识到自己的压力，压力在哪儿？中低端的产品成本不如东南亚，高端的产品技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这就是压力，所以说第二产业也一定要搞好，要协调发展。
三是第三产业要继续发展，刚才讲过商业、零售、消费、服务业都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六个问题：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终点
我们一定要设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新的创业者根本就不用上班，也没有企业，就在自己家里定合同，按合同完成任务，收入也增加了，而且可以选择留下知识将来创业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鼓励一般的回乡农民推行三个清单，三个清单就是简政放权，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清单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这是负面清单。第二个清单叫做权利清单，权利清单就是法律没有授给你的不能做，法律授给你才能做，不然政府就违法的。第三个清单叫做责任清单，责任清单就包括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
这三个清单对我们下一步创业是重要的，结构调整通过新企业的不断出现，第三产业有没有大量的个人从事服务工作，服务性的企业？这就便于开展了。

　　第七个问题：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又是必须存在的，这两个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转变。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今后是注重在微调、预调、定向调。什么叫做微调？就是做轻度的调整。预调是发现问题即将来临，预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调就是结构性调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采取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在调控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非到紧急状态，一般不要采取过大的措施。今后宏观调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的第一个作用是执法，法授权依法治国。二是政府的任务是经济保持基本稳定，宏观调控在这个地方。另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集中引领的作用，规划的作用，为了使将来怎么样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对宏观调控的学习应该是经常性的。

　　第八个问题：新人口红利
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这话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耗的过程中。现在劳动力不好找，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十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失，工资的上升这是必然，因为物价在上升。
要创造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是三个来源：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创业、创新者将来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新创业，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点事业，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为大的企业家，这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方面。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工作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三是农民，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想，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这也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报》头版登过一篇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边上操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技工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的，现在计算机指挥，正在运用机械设备在做。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

第九个问题：当前农村的两个突出问题
我这次带了政协的调研组到陕西调研，发现汉中市遇到一个新情况：汉中市是汉江流入丹江口的水库，所以上面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厂污染的全迁走，保证汉江水的清洁。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打农药、不准使化肥，汉中又是一个贫困县。怎么扶贫？就要因地制宜了。
汉中市的西乡县我们去看了，西乡县把沿江、沿河两边的山林、丘陵和农田改成种茶树，因为有很好的茶叶，把茶树作为他的主要的产品就变了，打工的人就回到老家，要么种茶树，要么做茶工，而且茶树是不用使化肥也不打农药的。这完全是可以因地制宜脱贫的。
二是现在农村现在一个陋习影响越来越大，什么陋习呢？送份子钱、送红包，同村的人婚丧嫁娶都得送，所以负担不了，外出深圳打工的陕西汉中的民工春节不回家，春节过了悄悄回家，为什么？怕送红包。

　　第十个问题：发挥第三种调节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那就要问了，有没有第三种调节？肯定有，怎么说有呢？因为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商品交换，所以市场不过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调节，那就更晚了。那在漫长的岁月中什么力量在调节？人类社会在调节，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市场、有政府以后，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道德力量调节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把这点要认识得很清楚，道德调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调节，没有文化调节那是不行的。道德调节首先是自律，自律是自己对自己文化、道德的约束，互相帮助也是一种民间的传统，也体现着道德力量的调节。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就是这样的意思，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这是对的，但是效率有另一个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重要的问题在，如果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道德基础产生的。

投资数据库
未来5年，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宏观经济很多人觉得复杂，其实简单来看无非三个维度的考量：维度一：资源配置的维度，政府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维度二：短期和中长期维度，短期增长靠需求，中长期是靠供给，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制度、企业家精神等。维度三：新旧的维度。新旧是按照需求和供给的匹配程度划分，供给不应求的属于朝阳产业，属于新经济；供过于求的属于旧经济。

均衡的状态就是各种资源都达到最有效的使用，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政府和市场的均衡，短期和中长期的均衡。通俗的说就是说企业家敢投资，因为投资可以赚钱；老百姓敢消费，消费完了以后还有钱赚。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是旧的经济均衡已经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旧的均衡来自全球的纵向分工，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资源国提供要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次贷危机把这样一个循环给逆转了，各国都在寻找自己的增长点，因为经济要崩塌时救命最要紧。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是最有效的，政府花钱立竿见影，所以各国都采取了包括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包括政策制订者都清醒的认识到这只是个权宜之计，旨在为寻找将来的经济增长点争取时间。有些人认为，既然知道这些政策有副作用，为什么还要去做？我要说的是，没有这些政策，经济体就崩溃了。要知道，宏观调控没有最优级，任何情况下都是有诸多约束条件的次优级，并且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次优级往往不同。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不是否定需求侧管理，而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目前已解决不了我们经济的核心问题。

第一，需求基本都已归位，再刺激作用不大。次贷危机以来，出口从30%降到负增长，投资从30%降到10%，消费增长从20%下降到只有10%左右，经济增长从14%跌到7%，最惨烈的下跌过去了。即使再刺激，可能也很难有太大的效用，这叫边际效用递减，所以我们要转向。

第二，一方面需求不足，一方面医疗、教育、娱乐等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制造”满足不了国内需求，中国人到美国买的衬衣是中国制造的，到日本买的马桶盖也是中国制造的，这是有效供给不足，能通过需求去解决这个问题吗？显然不能，那么要靠供给。

第三，我们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中国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这叫创新驱动，显然靠需求也没办法实现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才会看到供给管理被放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希望它能解决中长期靠什么增长的问题。

再进一步看，需要明确中国式的供给侧管理，跟西方讲的供给经济学有何异同。在我看来相同点是都希望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同点更值得关注。

首先是优势，相对发达经济体，中国的制度更不完善。这意味着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的空间更大，比如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空间非常大，这一点是我们的优势。

但还有一个劣势，中国式的供给侧管理并不是完全让市场决定，原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意味着在加强供给管理的同时还要守住经济的底线，意味着不光2016年，未来5年或者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权衡。但如何让实体经济自我出清的同时又不触及经济增长不低于6.5%这个底线，在金融市场出清的同时也不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个两难问题。既要避免走老路，又要避免市场风险，谁都没有经验，这是宏观调控者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挑战，也有可能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一大风险。

旧经济有三大交易性机会

新旧经济不同，供求矛盾不同，供给侧管理的重点也存在显著差异。供给革命革的主要是旧经济和旧体制的命，因为它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旧经济来讲我们怎样做好供给侧改革？我认为主要靠“盘活和消化”。我们要盘活两个东西，第一是盘活国企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低，我们希望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第二个要盘活的是银行信贷资产。我们大概有90万亿的信贷资产，假如说信贷资产不盘活，那银行的经营就容易出问题。

消化什么？一是房地产库存，尤其是销售不好，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二是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什么时候盘活和消化任务完成了，中国经济也就差不多可以告别最差。

旧经济总体比较差，但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带来三大交易性机会，值得关注。

第一类机会是房地产。经过15个月的去库存，房地产现在的去化速度大概是11个月，接近2013年的水平。为什么房地产去化速度比预期的要好，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年销售好，一直靠消化库存来满足了需求。这使得房地产总体形势在传统行业里面相对较好，如果国家再有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有望进一步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可能触底回升，房地产行业有可能率先正常化。当然一定要注意，这是在大的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后的一次回归，很难回到过去那样的高增长。

第二类机会是国企改革。在我们看来，有两个因素可能使得国企改革在2016年能够有实质性的推进，第一个因素是财政压力的倒逼。大家知道财政收入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急需盘活国有资产充实财政资金尤其是社保基金，这是等不及的，越快越好，2016年要做。

第二个因素，2017年10月份左右要召开十九大，按照惯例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在此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要完成要换届，过去出政绩是靠保增长，现在显然行不通，那靠什么？一是靠创新，二是靠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我个人认为会有一些地方愿意去推动国企改革。具体会有哪些地区呢？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重庆这些地方市场基础比较好，国资改革体量也比较大，有代表性，值得重点关注。

第三类机会是银行。假如说有一个制度安排，能通过类似98年剥离不良资产的方式，把政府应该承担的坏账剥离出去，或者通过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方式实现资产证券化，把90万亿的信贷资产盘活，那么银行就获得了再次发展的动力，它的效益肯定也会比预期的要好。

再讲一讲我们不看好什么，仍然不看好传统制造业和大宗商品。按照我们目前了解的产能去化的节奏，传统制造业去产能现在可能还是在中期，还没有到尾声。大宗商品产业链之间的传导路径往往是从需求端到加工端，到精炼端，再到上游的采矿。去化同样是这样一个逻辑，需求萎缩最先重创的是直接的制成品，其次是加工和精炼，最后是采矿。产能过剩没有实质改变的话，大宗商品价格很难有趋势性的机会。

新经济风口在哪里

新经济的供给革命主要体现为如何创造有效供给，来匹配没有很好被满足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政府最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打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的创业友好型的环境。比如说简政放权，更多的财税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轻商重政”的理念需要改变。

其次是做一些国家该承担的基础性的研究。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欧洲的国家实验室取得的成绩都是非常显著的，中国也需要加快这样一个实验室的建立，习近平主席专门提到一些新的科技创新领域，包括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这些代表着国家的科技实力，代表了国家的未来，单靠民营企业是不行的，只能靠国家做科技攻关。

再次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便新经济投融资以及企业家分散风险。资本市场有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可以给资源、企业和企业家定价，这就有了示范效应，一批成功的企业家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财富的积累，实现自己事业的蓬勃发展，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创业队伍，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两三年尤其是十八大之后那么多人创业。政府做好这三点足够了。

新经济风口在哪里？我认为有三个，第一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养老等服务型消费的机会。这个方面中国依然非常短缺，未来空间很大。

第二是智能制造和大数据。中国制造从大到强最核心的是智能化，而智能化的核心是数据化，因此我们非常看好智能制造和大数据。

第三，我们看好泛资产管理，包括在座的各位需求也印证了我们这个判断。

理财和养老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两个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需要理财，资产管理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而关于养老，国家给了一句话：家庭养老为主，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为辅，我们赚钱后除了消费，还要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务必密切防范三个风险

最后讲一下有哪些风险。

我们认为，有三种风险尽管出现的概率比较小，但一旦出现的话，对中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的冲击会非常大，需要及时防范。

首先是资金外流、汇率超预期贬值带来的风险。2016年需要高度关注美联储加息。这两天美元、欧元汇率波动比较大，罪魁祸首就是非均衡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在扩大量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率先复苏，要提前退出。从过往经验看，一旦美国启动加息周期，尤其是持续加息，会导致美元进入上升周期，过去5次大的美元升值周期，美元升值对新兴市场都是一场灾难。

其次是阶段性流动性冲击的风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钱这么多，还在闹资产荒，为什么还有流动性危机呢？这就要看流动性的广义和狭义定义了。广义的流动性是潜在和现实的购买力，而狭义的流动性是手上的当期现金，如果1亿资产里9500万都是固定资产，只有500万是现金，你的流动性其实只有500万。

大家还记得2013年出现的“620钱荒”吗？就是在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的，股市被砸到1849点，都是因为恐慌，无论我手握多少现金，你给多高的利息，我都不借。如果要打破刚兑的话，这种情况(钱荒)很有可能在2016年再次出现。

第三个风险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极端事件，比如ISIS这种地缘政治危机的全面扩大。我在思考这个报告的时候，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球其他地方又发生了一系列毫无规则、超乎意料的事件，远远不是常人所能思维到的，你不招惹它它也可能招惹你，这种危险有没有可能扩大？有没有可能不是只限于中东、欧洲这些范围？如果(波及到)全球的话，新兴市场也肯定不能幸免。